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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/谌旭彬

　　1996年，是麻将的命运转折点。

　　这年8月19日~24日，由国家体委召集，20名来自9省13市的麻将专家及体育系统老干部，在北京市房山区举办了一次“麻将牌座谈会”。会后整理出了一份《麻将牌座谈会纪要》。该纪要首次建议，把麻将列入国家竞技项目。①

　　这种建议放在20年前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1980年，公安部等7家政府机构，曾发出过一份《联合通知》，禁止一切制造、销售麻将牌的行为。通知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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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据江苏、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安徽、北京、天津等地反映，去年以来，有些地方的工厂、刻字社、农村社队企业和商店，违反国家规定，擅自制造、销售麻将牌，纸牌等赌具，有的公开摆卖，有的将出口麻将牌的次品在国内市场销售，有的还派人到外省、市推销。……特再做如下通知：一、除外贸部门指定专为出口生产的以及在友谊商店供应外宾的以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，一律不准制造、销售花牌（纸牌）、麻将（包括纸制品）、牌九、骰子等赌具，也不准将出口的次品内销。二、今后，凡违反规定继续制、售赌具的，一律予以没收；情节严重的，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” ②

　　1980年这道“不许制造、销售纸牌、麻将”的禁令，其实只是一次针对既有政策的重申。早在1957年，商业部和手工业合作总社就曾下发过《关于停止制、售赌具问题的联合通知》，纸牌、麻将被列为赌具，均在禁止制造、销售之列。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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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没收纸牌和麻将是常见之事。某位1953年参加工作，在公安部食堂担任采购，1964年调入811厂（也属公安部）做外勤采购，1980年退休的公安系统工作人员，曾在口述访谈里如此回忆：“那个时候（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）比较单一，无非就是篮球什么的，没有这个时候有跳舞啊什么的，那个时候也没有庙会，1966年以前不许有庙会，庙都拆了，那个时候有舞厅，但是都是有级别的人去舞厅，……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负责没收村里的麻将牌，规定许多村民上交麻将牌，不得个人留用，当时装了好几车。”④

　　在当时，打麻将被定性为“剥削阶级的一种坏习气，它会使我们革命者的意志消沉，蜕化变质。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”，“是阶级斗争在生活领域的反映”。⑤

　　晚年做了“世界麻将组织秘书长”的江选旗，曾经对采访自己的记者感慨：“你看了我的经历就明白，我们这一辈人成长的那个年代，怎么会玩麻将呢？我又是军人。直到2000年我都认为，麻将就是‘封资修’的东西。麻将牌，就是赌具！”⑥

　　不过，1980年“不许制造、销售纸牌、麻将”的禁令，对纸牌的约束力相当有限——早在1979年，国家体委即出面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。1980年又成立了“中国桥牌协会”，并加入了“国际桥牌联合会”。牌九、骰子的爱好者有限。为禁令所困的，主要是麻将。

　　1983年，时任安徽省“老干部体育俱乐部”副主任的张普生，发现俱乐部的老干部们对桥牌和棋类游戏兴致索然，“调查后才发现，很多老干部都偷偷回家打麻将了。”“有17名老干部联合跟我反映，说，他们参加一辈子革命，现在退休了，就想打打麻将，看能不能让麻将解禁，搞搞麻将比赛。”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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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老干部回家打麻将可以心照不宣，但公开组织麻将比赛在当时仍属禁区。张普生将老干部们的意见，提交给时任国家体委社会体育处长的曾宪越。后者的回复是：“老张，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，麻将是赌博用具，组织麻将比赛更是碰都不能碰的，除非公安部门能对此松口。”⑧张普生去找了公安部，但未有结果，“一听说是要求解禁麻将的，连座也不让就给打发走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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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年的12月13日，公安部下发通知，又一次重申了“不许制造、销售纸牌、麻将”的禁令。通知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
　　“严禁制造、销售花牌、麻将、牌九、骰子等赌具。要继续认真执行一九八O年五月公安、商业、工商等七个单位《关于禁止制造、销售赌具问题的联合通知》，凡违反规定继续制造、出售赌具的，除没收其生产工具和赌具（包括半成品）外，要给予治安处罚。情节严重的，可按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’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”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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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直到1985年，关于麻将的禁令，才开始略有松动。这年10月16日，公安部下发通知，宣布“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、纸牌的制造、销售问题”，但同时强调“此事由内部掌握，不登报、不广播”。

　　通知的具体内容如下：“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公安厅、局：1980年5月8日，公安部、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轻工业部、农业部、商业部、外贸部、供销合作总社发出的《关于禁止制造、销售赌具问题的联合通知》，根据当时赌博活动的具体情况，对禁止赌博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。现在看来，麻将、纸牌虽然容易被用来进行赌博活动，但又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用具。我们要严格禁止赌博，但不必禁牌，就像对待打扑克牌一样。经商得中共中央宣传部、文化部、商业部、轻工业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同意，今后制造、销售麻将，纸牌由有关部门管理。公安机关只对赌博活动予以取缔，并没收赌具。此事由内部掌握，不登报、不广播。特此通知。”⑩

　　笔者所见有限，未能寻找到促成1985年政策松动的直接原因。按张普生的理解，此番政策松动，“两个原因，主要还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。没有这个大背景，要想开展娱乐活动很难。还有就是各地反映要搞麻将等娱乐活动，这种意愿很强烈，很多老干部都想玩。”（11）

　　政策松动后，安徽省“老干部体育俱乐部”立即向国家体委提出要组织麻将比赛，获得批准。1986年3月5日~10日，“安徽省直老干部首届麻将比赛”正式举行，安徽人民广播电台、《合肥晚报》对比赛进行了公开报道。这大概是中国当代第一场正式的麻将比赛。（12）

　　大约从1986年开始，绝迹已久的介绍麻将常识及打麻将技巧的书籍，开始出现在正规图书市场。比如，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底出版了《麻将牌游戏入门》，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初出版了《麻将入门》，张普生也在1987年初编辑出版了一本《怎样打麻将》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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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类图书很受市场欢迎。有数据为证：截至1987年4月，《麻将牌游戏入门》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）共计印刷了32万册；1987年8月，《麻将技巧》（上海文化出版社）共计印刷了31.55万册。截至1990年5月，《怎样打麻将》（张普生编著）共计印刷了21.5万册；……（13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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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进入90年代，政策对麻将的基本态度是“不支持不反对”（龚育之语）（14），社会舆论（主要指媒体）则整体上仍对麻将持负面评价。1996年的“房山麻将牌座谈会”，提议将麻将列入国家竞技项目，其中即含有为麻将正名的动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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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98年，得到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等人的支持，国家体育总局编审出台了《中国麻将竞赛规则（试行）》，算是把麻将正式纳入了国家承认的竞技项目。不过，据规则的编纂者披露：“一直以来国家体委和后来的体育总局内部，对麻将运动本身有不同看法，推广起来，困难重重。”（15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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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于是，进入2000年之后，为了替麻将正名，又有经济学家于光远站出来，喊出了“麻将是中国的文化智慧”的口号。他还与龚育之等人一道，倡导举办“中华麻将公开赛”、成立“世界麻将组织”。在于光远看来，“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，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，是人在逃避责任。”（16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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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04年，在于光远等人的支持下，“第二届中华麻将公开赛”在香港举行。按以往惯例，组委会派人前往香港特区政府寻求批文。结果，先后派了四次，四次无功而返。郁闷不已的组委会最后恍然大悟：

　　“不违法，要什么批件？你办就是了，没人管你。”（17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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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注释：①李雪颜/编著，《麻将博弈》，中国社会出版社，2009，第23~24页。②《公安部等关于禁止制造、销售赌具问题的联合通知》，1980年5月8日，原载《工商行政通报》1980年第7期。③关于麻将在1957年的遭遇，附带补充一条语录资料：“要不要打麻将、下棋、看电影、跳舞？反对，理由不充分，但不要把剩余时间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。”见：毛泽东，《在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》，1957年10月9日。收录于：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，1967年9月出版。第183页。④梁景和/主编，《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 第四辑》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，第216~217页。⑤《深夜打麻将 消磨了革命意志》，《党的教育》（城市版），1965年第2期。⑥姜浩峰，《麻将“转正”的内情》，《新民周刊》2012年第5期。⑦周益，《麻将解禁背后的曲折》，《周末报》（南京）2007年8月16日。任翀，《麻将解禁》澳门金沙捕鱼，《新京报》2008年11月15日。⑧同上。⑨《公安部关于严禁赌博活动的通知》，1983年12月13日。收录于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司法行政解释全书》（第3卷），中国言实出版社，1997，第2299~2300页。⑩《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、纸牌的制造、销售问题的通知》，1985年10月16日。收录于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司法行政解释全书》（第3卷），中国言实出版社，1997，第3130页。（11）任翀，《麻将解禁》，《新京报》2008年11月15日。（12）张普生/编著，《怎样打麻将》，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7，第102~103页。（13）据各书版权页提供的数字统计。（14）江选旗、王岩，《忆龚育之先生与麻将文化》，收录于：《走近龚育之》，北京出版社，2010，第315页。（15）姜浩峰，《麻将“转正”的内情》，《新民周刊》2012年第5期。（16）马惠娣，《于光远与中国休闲研究》，收录于：《跨学科研究：休闲与社会文明》，中国旅游出版社，2010，第252~253页。（17）姜浩峰，《麻将“转正”的内情》，《新民周刊》2012年第5期。